北上經營，留港建港，每個決策背后，總有理由。

    香港印刷商自80年代起，或因拓展市場，或因成本問題北移業務，利用毗鄰香港，通訊設備良好，易于管理、運作等優越地利，以“前店后廠”模式經營。國內印刷業，尤其是珠三角地區今天因先進技術的引進而發展蓬勃，當年冒險北上開拓商機的印刷商明顯功不可沒。

    同樣，錯過了到國內大展拳腳的黃金機遇，又或因種種理由而決定留守香港的印刷商，他們的堅持，亦為本地及***買家的特殊需求帶來不同程度的便利。這些留港建港的印刷商或能為急件提供快捷穩妥的服務，或能為國內嚴禁承印加工的印刷品提供最有效的解決方案，生存空間絕對不遜于轉戰國內市場的同行。

    留港建港的印刷商最清楚不過，只看到北移好處的卻未必理解，經營印刷業務，北上以外，當真有另一片天空。

    國內印刷工價跌破新低

    說到底，還是成本問題。當年一眾印刷商決心北上一闖，大部分都是因為受制于日益上漲的如人力、土地等成本壓力。面對國內因勞動力密集、土地充裕等優越條件而將價錢愈拖愈低的現實，不少香港廠商遂以北上經營作為減輕營運成本的對策。結局是，部分印刷廠因成本得以下調且經營有道而能吸引大量訂單，壯大規模，部分卻只能隨波逐流，盲目走上割喉式減價搶奪客戶的不歸路。如果說，降價是為了吸引客戶，以求提升生意量，國內目前出現不計成本，印刷工價跌破保本價的病態現象，又是否等同舍本逐末，自絕后路？據中國新聞出版報最近報道，國內平張膠印價格最低已跌至每色令8元，商業輪轉更跌破每色令12元的保本價至每色令7元，而且情況更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工價低廉的惡性循環后果是：將貨就價，例如以普通油墨替代高級油墨，以PS版代替新版制版、以有毒熱熔膠代替優質熱熔膠裝訂等等，成本是節省了，但最重要的一環─印件質量卻無可避免地一并犧牲。出現這種局面，問題的癥結在哪里？成本與價格，是否必須永久掛勾？對印刷商而言，要提供低成本的服務，是否等同要無限降價？問題的癥結其實就在于，印刷商未能參透低成本與低價格供貨商的差異。一名在港經營多年仍無意到國內設廠的業內人士表示：“國內(印刷業)競價相當激烈，價錢越斗越低，平均比香港的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為減輕成本，摒棄降價，他寧愿采納一些更實際有效的解決方案。“例如賣掉舊機器，再引入半自動及全自動設備，減省人力之余，也將生產力提升了百分之五十。”無謂跟競爭對手在價格的死胡同里兜兜轉轉。況且撇開價格問題，單以北上設廠的投資成本而論，對一般中小型廠商而言，可能是項沉重的經濟負擔。該名不愿表露身分的業內人士續指出：“在國內發展，需要投放很多資金，以我們現時數十人的規模，要與同行競爭的話，起碼要(將公司)擴充至千人企業，對我來說，這不能不說是個經濟負擔。”

    內地經營環境同樣嚴峻

    成本以外，還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市場問題。香港市場競爭激烈毋庸置疑，否則過往亦不會有近千家印刷廠被淘汰。面對市場空間日益狹窄，廠商北望潛在龐大商機的中國市場，理所當然。而事實上香港印刷企業在國內經營得有聲有色，又的確激發不少有意北上拓展業務印刷商的雄心壯志。吊詭的是，看來商機無限的內地市場，競爭會否反過來比香港更激烈？據最新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目前約有10萬家印刷企業，從業人數達350萬人，另外還有約10萬家小型印刷廠及復印社。且不論所經營是何種類型的印刷業務，單從數字來看，要從這20萬家印刷廠中突圍，爭取生意，難度恐怕不會比在香港低多少。提到國內競爭激烈，早在兩三年前已有意到國內發展業務，但最終因公司根基仍未穩固而擱置計劃的宏亞印務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劉文邦表示：“我們很難量化香港及國內市場的競爭，然后評估哪個地方較為激烈，個人相信兩地的競爭環境同樣嚴峻。目前國內有不少大中小型印刷廠，港資的、國營的、民營的比比皆是，我相信以我們目前的年資、經驗、財力、人際網絡等條件，并不足以到國內市場跟對手競爭。”而證諸事實，經營八年多以來，宏亞的業務范圍亦的確不斷擴充，證明劉文邦當初的決定未必全錯。“常有人形容印刷業是城市工業，任何生活水平的城市也需要印刷。國內的酒樓價錢相宜，但香港人仍然選擇在本地用膳，本地印刷市場分布其實亦跟其它行業的市場無異。一杯茶在柴灣賣10元，在中環卻賣68元，價錢差天共地，但兩杯茶本質上到底有沒有分別？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同樣，印件中有價高而質優的，也有價低而質劣的，只視乎客戶如何選擇。香港的市場競爭亦很激烈，印刷廠都紛紛北上經營，但別忘記，一個地方只要有超過一間公司存在，競爭就無可避免，能否在市場突圍，是視乎你的質素和實力，而不是單看那個地方的競爭對手有多少，市場有多大。”

    一個錢幣有正反兩面，看見北上廠商的經營有道，也不妨考慮風光背后需面對的艱難，自己會否承受不來？量力而為，審時度勢，有時不變或許更能應萬變。92年創辦特佳印刷有限公司，至今仍留港經營的本會名譽主席余鴻建于分享北上經營的見解時亦指出，在內地設廠，其實并不如想象中容易。“遠在1980年代中期，我仍在香港明愛任職，已經常往國內提供技術支持和廠內培訓，曾經有數年時間經常前往上海，為上海天主教會建立位于郊區的七寶印刷廠，并前后多次率領一班技術員往上海提供技術培訓。及后南京愛德基金會也通過香港聯合圣經公會邀請我率領技術團隊往南京江蘇愛德印刷廠為該廠員工作技術培訓。以我的親身經驗，感受到剛開放改革的國內印刷業，可說是荊棘滿途，百廢待興。香港印刷業界最早往國內合資經營的企業，應是嘉年和旭日兩廠，當年印藝曾率先組團往參觀訪問，也同時參觀了多家國營印刷廠，可說對國內的合資企業及經營模式不會陌生，而事實上當年曾接觸的企業都面對很大困難，嘉年和旭日便是一個明顯例子。有人說，無知是福！當你知得愈多，考慮便愈多，便缺乏了一種勇往向前的沖勁。1980年代中期，臺灣國民黨政府仍未批準臺胞進入大陸，已有一些大膽的臺商偷偷地通過香港聯絡中國地方政府找尋回國投資商機。我當年身為香港印藝學會主席，也曾為一些臺商穿針引線，促成了一些投資項目。當年我若向錢看的話，很可能已參與了某些國內的投資項目，也很可能淌進了一池渾水了。”91年，他離開香港明愛，并于92年創辦特佳印刷。“當年的合伙人對印刷全無認識，以投資者的角度，當然不希望冒很大的險，所以沒有打算回大陸設廠。”

    內地拒印物為港商留下空間

    將視線轉移至香港本土甚至放眼遠望外地市場，留港建港的印刷商到底有多大生存空間？且看中國有關承接境外印刷品的政策法規：

    (一)凡內容反動荒誕、色情淫穢、攻擊我國與有損我國主權尊嚴的印件，一律拒印；

    (二)國外委托印刷宗教書刊、中外文圣經等印件，要報國務院宗教局批準，印刷中按密件管理；

    (三)對國外印件的成品、半成品要嚴格管理，印完全部出口，多余部分燒毀，不得流失……。

    凡此種種針對印刷品而訂立的規例不一而足，間接為留港經營的印刷商留下了市場空間。

    一位印刷加工商表示：“我處理的印件種類如宗教、政治、色情書籍和地圖，全部不允許在國內完成，故留在香港仍有吸納這類型業務的優勢。”特佳余先生當初創業時所訂下的業務路線為商業印刷，這類印品亦不適宜在國內完成。“我們主力開拓與商務有關的業務如宣傳品、廣告、直銷郵件和產品目錄等，一般生產周期很短，甚至有些印件是今天來件，明天早上便要交貨，這類印件不可能回大陸生產。在此同時很多業界朋友已先后將加工廠遷往國內，我若有大批量的加工需要，他們非常樂意提供服務，所以后來連回大陸辦加工廠的念頭也打消了。而最重要的是我在這里有非常良好的人際和業務網絡，回到大陸便要重新建立各種關系網絡，以我現在的精神體力未必應付得來，我是滿意現狀而不追求突破。”還有一點同樣令人可喜的是：“現時仍有一些香港及外國客戶會不問價錢，只求速度和品質。”因此價格當真并非一切，如果因為害怕國內印刷服務價低而意圖以北上經營抗衡，到頭來或會令原有客戶一并流失亦未可知。

    國內政策轉變增經營成本

    “國內的經營成本如匯率、人力資源、水電、運輸、原料、稅項、政府征收的各種費用正不斷上升，廠商因應政府政策轉變而要付出的成本也正在增加。”宏亞劉文邦如是說。一位業內人士亦形容，中國政府朝令夕改的政策，常令廠商無所適從。最近，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商務部、稅務總局、海關總署五部委為遏止貿易順差、嚴重污染和加工貿易商瞞稅走私三大難題，發出“調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稅和來料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的通知”(財稅2006第139號)，調整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之余，亦增加了禁止加工貿易進口的原材料數目，當中如禁止瓦通紙進口等政策，對大批在內地設廠的印刷商帶來重大影響。雖然為減輕政策調整的影響，有關公告將訂立過渡期，延至明年11月22日才正式執行，但決策機關已表明屆時將落實奉行政策，換言之即使港商再加以反對也是徒然。預期條例一旦實施，勢必加重內地設廠來料加工商的成本及經營困難。有業內人士估計，措施未來或會導致部分港商回流。而事實上，目前已有在國內設廠的印刷企業引入器材，在香港建立新的生產線，情況多少反映國內經營環境嚴峻，與香港的差距已日漸收窄。特佳余鴻建指出：“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商業社會，經營上受到的限制很少。”宏亞劉文邦亦表明：“香港經濟體系成熟，物價較穩定，故我們打算繼續留港經營。”

    不論是留港建港，還是北上尋求機會，作為香港印刷服務供貨商，曾否認真想過，你所以有這種那種選擇的理據，又在哪里？